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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假儿子错换26年人生  26年前保姆偷走主家儿子;22年前河南高院的亲子鉴定让主家找回“儿子”;如今主家拟起诉河南高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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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,朱晓娟与刚找回的“盼盼”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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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姆抱走前的盼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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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的1500元亲子鉴定费收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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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高院鉴定显示“盼盼”与朱晓娟具有亲子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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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金心归来后,今年6月,朱晓娟跟他拍了一张合影。A10-A11版图片/受访者供图

2018年6月12日,朱晓娟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会面不欢而散。对方一句“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,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”彻底激怒她,也让朱晓娟下定决心,用法律手段“解决问题”。

1992年6月10日,朱晓娟年仅一岁的儿子盼盼,被家中保姆何小平抱走。此后三年,朱晓娟夫妇辗转寻子,在河南省兰考县警方的一次解救拐卖儿童行动中,一名外形与盼盼相似的男童引发朱晓娟注意。为确定男童身份,朱晓娟夫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亲子鉴定,结果显示,被解救男童与朱晓娟夫妇“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”。

命运与朱晓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2018年1月,何小平主动现身,并提出愿意送回带在身边的盼盼。经过重庆警方的亲子鉴定,何小平送回的男子刘金心与朱晓娟是母子关系,朱晓娟从兰考警方解救行动中抱回养了26年的“儿子”,与其“亲权关系不成立”。

此后,河南省高院派出工作人员,对当年的错误鉴定结论致歉,但强调鉴定过程“不存在违规情形”。2018年7月5日,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,她正在准备材料,起诉河南省高院。在朱晓娟及代理律师看来,法院开展鉴定业务时,与朱晓娟构成委托关系,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。

保姆带着孩子消失

朱晓娟今年52岁,在重庆解放碑出生、长大。她的人生,从1992年开始,被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半:之前的26年,朱晓娟一路顺风顺水,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,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国企医院做护士,嫁给一名军官,搬进位于解放碑的重庆警备区家属院;之后的26年,用朱晓娟的话说,则好像不断被命运“戏弄”。

1992年6月3日,朱晓娟的丈夫程小平从附近的劳务市场,领回一个保姆。程小平经常出差,他需要一个保姆帮着朱晓娟照顾一岁零三个月的儿子盼盼。

身份证上,瘦小的保姆名叫罗选菊,家住四川忠县,刚18岁。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,罗选菊进门七天后带着盼盼失踪。大院的保安告诉朱晓娟,早上8点,保姆抱着孩子出门,说是出去买菜,此后再没有人影。

26年后,回忆起这一天,朱晓娟说,自己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慌乱,“心一下子全凉了。”从那天起,罗选菊再也没有回来,家里再也没有盼盼的哭声。

程小平和朱晓娟按照罗选菊身份证上的地址,找到她老家,家里人说,罗几年前就已经离乡,去了山东宁津县。等他们赶到山东时发现,站在眼前的罗选菊,根本就不是那个小保姆。

朱晓娟此时才意识到,“保姆从进家门时,就骗了我们。”用假身份进入朱晓娟家,带着盼盼悄然离开的保姆,从此消失在人海。而朱晓娟的寻子人生,才刚刚开始。

朱晓娟有一文件包,里面装满各种泛黄的纸片,有剪报,有传单。那几年,朱晓娟和程小平两人放下手头的工作,专心寻找儿子。听人家说,被拐走的孩子,大多会被送到农村和山区,因此朱晓娟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报,反复刊登寻人启事。她不时会接到各种线索,并且随时出发。在盼盼被抱走后的三年间,朱晓娟去了广东、湖南、福建、云南、贵州等,走过大半个中国。

寻找盼盼三年,朱晓娟花了20万元。当时重庆市区的房价,是每平方米一千元。一个原本生活优渥的城市家庭,到了需要靠亲朋接济的地步。

比经济损失更大的,是精神压力。朱晓娟几年没有睡过好觉,神经严重衰弱,听到小孩哭,就会在心里一遍遍地想,盼盼被带到哪里去了,“会不会吃苦,有没有被人欺负。”

实在受不了的时候,朱晓娟就翻出旧照。照片里的盼盼,穿着粉色的裤子,手里抓着家门钥匙,瞪着眼睛看镜头。那是部队一个宣传干事在试相机时抓拍到的,照片拍摄完三天后,盼盼就被抱走了。

这张照片,是盼盼留给朱晓娟最后的印象,母子两人的下一次见面,要等到26年后,那时候“一切都变了”。

突然多一个儿子认亲

朱晓娟说,后来“面目全非”的生活,始于一通电话。

2018年1月,朱晓娟接到重庆一家媒体的电话,对方说,一个自称“何小平”的人来向媒体求助,说自己26年前做保姆时,曾从重庆解放碑一户人家中抱走一个男婴,如今“受到一档寻亲节目感召”,想把孩子给送回去。

电话那头问朱晓娟,是否在1992年丢失过一个男婴。

接电话时,朱晓娟刚刚散步回家,电梯里,她有些生气,告诉对方,自己虽然丢过孩子,但是“已经找回来二十多年了”。一旁的小儿子则说,那“应该是个诈骗电话”。

盼盼“失而复得”的故事,充满戏剧性。1995年冬天,朱晓娟夫妇贷款3万元,到河南安阳寻子未果。当地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,不远的兰考县刚刚解救出一批被拐儿童,对方建议两人把孩子照片发过去,让那边辨认下。

照片寄过去不久,兰考县警方传来消息,被拐儿童中,有一个孩子的年龄长相与盼盼接近,希望朱晓娟夫妇当面辨认。

朱晓娟和丈夫赶到开封市儿童医院,与那个“跟盼盼很像”的男童见面。

“第一感觉就是不像。”朱晓娟对新京报记者回忆,自己隐隐觉得眼前这个孩子,并不是丢失的盼盼,但是程小平显得有些兴奋。半信半疑之下,两人决定做亲子鉴定。

当年,能够进行亲子鉴定的机构多数直属于司法机关。法律学者刘昌松告诉新京报记者,上世纪90年代,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都下设法医鉴定机构,并且对外提供鉴定服务,直到90年代后期司法鉴定制度改革,检察院和法院的鉴定职能才剥离出来,演化为今日的第三方鉴定机构,仅有公安系统依旧保留独立的法医部门。

朱晓娟选择了距离最近,具有鉴定资质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。在郑州留下血样后,便回到重庆等消息。

20天后,没有等到结果的朱晓娟主动致电,对方告知,鉴定已经完成85%,但因为“实验室停电”,结果还没有做出来。又过了将近20天,朱晓娟收到河南省高院寄送的鉴定书。

新京报记者获得的鉴定书上,盖有“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专用章”,鉴定过程显示,通过对朱晓娟、程小平夫妇,以及被拐儿童血样进行血型和DNA指纹检验,三者的DNA图谱“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”。

据此,1996年1月15日,河南省高院作出鉴定结论,认定被拐儿童与程小平、朱晓娟,“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。”

“盼盼”找到了。回到重庆那天,朱晓娟一家举行了欢迎仪式。此前的1993年,盼盼丢失的第二年,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,朱晓娟生下第二个孩子。如今“盼盼”回家,这个家庭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。

来电话的女记者没有放弃,加了朱晓娟的微信后,发来几张照片。朱晓娟仔细端详照片里那个年轻男子的脸,浓眉、大眼、短鼻、圆脸,跟自己和身旁的小儿子很像。

直觉告诉朱晓娟,照片里这个孩子,可能真的跟自己有关系。如果是这样,养了二十多年的“盼盼”又是谁?

“真假”亲生子

何小平准备送回来的孩子,名叫刘金心。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,何小平说,自己家住四川南充,曾经在老家先后生过两个孩子,但都夭折。1992年,21岁的何小平离开南充,来到重庆以当保姆为生,并被程小平领进家门。

按照何小平的说法,自己把盼盼抱走,是依据老家的风俗,从外面抱一个孩子回去“镇命”。就在朱晓娟从河南领回孩子的那一年,何小平生下一个女婴,盼盼的“使命完成”。

何小平告诉新京报记者,自己原本打算将盼盼送回去,但是又害怕被查到后“要坐牢”,于是一直没有行动。直到近期看了电视上一档寻亲节目,加上自认为已经过了二十年的刑事诉讼期,才决心将孩子还给朱晓娟。何小平因涉嫌拐卖儿童罪,目前已被南充警方监视居住。

2018年1月15日,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朱晓娟和刘金心进行血样采集,1月26日,鉴定结论显示,两人“符合双亲遗传关系”。2018年1月22日,朱晓娟与养了20多年的“盼盼”进行亲子鉴定,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结果显示,两人“亲权关系不成立”。

刘金心才是真的盼盼,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,在听到这个消息后,自己“脑子一下子蒙了”。

2018年2月6日,朱晓娟和刘金心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会议室第一次见面。曾几何时,为找到盼盼,朱晓娟隔三差五来到这里打听消息。刘金心的脸型和五官,几乎和朱晓娟一模一样,周围的警察惊呼,两人“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”。

短暂的接触后,刘金心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,被寥寥几句话勾勒出来。何小平将他抱回南充后,长期寄养在亲戚家,自己便出门打工。刘金心从小无人问津,营养也跟不上,加之没有人教育,初中没有毕业便辍学。2017年3月,因为拿不出十万元彩礼钱,刘金心经历了一次失恋,此后开始酗酒,经常酒后摔伤,还喝到胃出血。

与朱晓娟见面时,刘金心刚刚从广州辞职,过去的十多年,他辗转各地打工,一般呆不过几个月,经常衣食无着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当天,刘金心买了一瓶白酒,全部喝掉,把自己灌得烂醉。

刘金心不太会表达,在与新京报记者接触中,他只是反复说,周围的一切变化太快,自己“接受不过来”。刘金心幼时住过的大院,如今已经拆除,他曾经在原址上转来转去,试图去找到自己曾经属于重庆的记忆,但是从来没有成功。他至今仍然住在南充,偶尔会到重庆看一看朱晓娟和外婆,母子两人在一起,常常是朱晓娟大段大段地说教,刘金心低着头听。

如今的刘金心,依然没有稳定的职业。最近半年来,接受采访、录制节目成为他的主要工作。面对镜头,他一遍一遍地讲述自己的经历。刘金心告诉新京报记者,自己与朱晓娟缺乏感情基础,如果要像正常母子一样相处,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调整。

朱晓娟说,“好好的一个孩子,让何小平‘养废了’。”但她相信最终能与刘金心互相接受,尽管现在“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”。

当年被当作亲生儿子带回来的“盼盼”,在朱晓娟的教育下读了大学,如今在外地做金融工作,生活无忧。

“可能是技术问题”

26年前,因为河南省高院的一纸亲子鉴定,朱晓娟从开封领回“盼盼”;26年后,重庆市公安局的又一纸亲子鉴定,送回亲生儿子刘金心。

在朱晓娟的离奇经历引发关注后,河南省高院主动派人来到重庆,与朱晓娟面谈。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,2018年3月底,河南省高院来了三个人,其中一人在法院负责赔偿工作。三人传达了河南省高院对于这一事件的初步处理意见:对朱晓娟表达歉意,组成专案组调查,后续情况将及时通报。

一名参与上述会面的河南省高院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,当时到重庆去,一是想了解朱晓娟这边的情况,另外一个就是对其情绪进行安抚。回到郑州后,河南省高院即对当年的鉴定过程进行核查。

朱晓娟觉得,如果能够把当年的事情搞清楚,厘清责任,也算结局完满。因此在会见后,朱晓娟一度谢绝媒体采访,“不想把事情搞大。”

一直到四月底,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的信息,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。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,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反复称,“在等领导回复。”

距离第一次会面三个月后,2018年6月12日,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与朱晓娟接触。他们告诉朱晓娟,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,大约是5万元。

7月5日,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,经过初步调查,河南省高院当年的亲子鉴定过程中,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,之所以出现结果偏差,“可能是技术问题。”

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。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,对方提出,“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,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,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,一样可以养老送终。”这样的表述,让朱晓娟觉得对方“没有诚意,也没有歉意”。

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短信显示,河南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,他们“就是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的,怎么会没有歉意”,并表示“鉴定结果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,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结果”。

新京报记者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,对方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,但拒绝对信息内容置评。

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事的调查报告,没有获得同意。

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:起诉河南省高院。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,之所以这样做,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错误鉴定负责,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,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报告,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。

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,朱晓娟觉得,自己人生的“下半场”刚刚开始。

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

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,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,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。

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新京报记者,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,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,因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。其中主要的核心问题,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,以及管辖权的问题。

根据现行《行政诉讼法》规定,行政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,而法院属于司法审判部门,不属于诉讼主体,这也意味着这起事件,不可能以“民告官”情形中,最常见的行政诉讼形式立案。

律师刘昌松告诉新京报记者,按照现行法律规定,如果是当事方认为法院判错案件,是无法通过司法手段起诉的,只能通过上诉或者申诉。在这种情况下,法院不能成为被告。不过,当法院并未履行审判职能时,其可以被当作一个民事行为主体,个人可以对其提出诉讼。

新京报记者获得的收据显示,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1500元“亲子鉴定费”后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盖有法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。

刘昌松说,这份收据足以证明,当年河南省高院的鉴定部门是对外开放且收费的,其与朱晓娟夫妇之间,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,在进行亲子鉴定时,法院并非在履行审判职责。

黄敏介绍,律师团经过研判后认为,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亲子鉴定,导致朱晓娟错养儿子二十多年,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,“既然河南省高院开展鉴定业务,也有条件开展这一业务,那么就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。”

不过,在具体侵权情形上,律师团陷入困境。黄敏说,团队一度想以侵犯监护权起诉,但又被推翻。“法院实际上没有直接侵犯朱晓娟的亲子权和监护权,朱晓娟是因为相信亲子鉴定报告,主动放弃继续寻找。”律师团因此决定,直接以“民事侵权”起诉。

除此之外,管辖权的问题又摆在朱晓娟和律师面前。状告省级法院,应当向哪里起诉?刘昌松说,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于,河南省高院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内级别最高的法院,如果在河南立案,涉及到回避情形,如以侵权行为发生地提起诉讼,则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辖。

考虑到这一情形,黄敏说,律师团队最终决定以侵权结果发生地,即朱晓娟所在的重庆时渝中区提起诉讼。

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,侵权行为地包括“侵权行为实施地、侵权结果发生地”,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,“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

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,朱晓娟以民事侵权起诉河南省高院,鉴于被告方的身份,其后的审理或将很漫长。

朱晓娟希望通过起诉,也告诉刘金心,应该“走出来,站出来”,而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。她说,“起码,不要老把自己当作受害者,然后沉沦。”  □新京报记者 王煜 重庆报道